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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私家侦探男生一直不提结婚的事

  朱耀萍是颇能感受到这股离婚浪潮的。她51岁,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所在的上海睿家社工服务社(以下简称“睿家”)就在浦东民政局的对面,与离婚登记处相对。这是一家由浦东社工协会发起创办的民办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主要的工作是为前来离婚的人做离婚指导,并试图劝和。位于三楼的浦东民政局整个空间格局被分成两块,左手边的红色背景墙上贴满了爱心,“今天,我们结婚了”;右手边则是离婚登记处,素净的白色墙上除了几块牌匾没有其他热闹的东西。走进婚姻登记处的人虽然话语都不多,但很明显左边有一股朝气,洋溢着爱意;右边的人却像一对对无关的个体,口吻冷淡,姿势僵硬。朱耀萍的主要任务就是观察每一对来的人,以判断哪一对还有“劝和”的可能性,并及时邀请对方进行离婚辅导。

  朱耀萍告诉我,据她观察,来离婚的人至少有30%~40%,内心深处是不想离婚的。他们可能是家里的矛盾长期积累,没有好的解决途径,一次吵架情绪激动,谁也不服软,就来到了这里。在朱耀萍的经验里,那些到了离婚登记处仍在争吵的人,其实往往没有想清楚要不要离婚,情绪越大越愤怒的,往往在婚姻中觉得更加委屈。“很多人认为,离婚可能总是跟出轨、家暴挂钩,其实也不全是如此。”

  朱耀萍的咨询室里曾经来过一个女性,一直觉得自己在婚姻中受了委屈。刚开始是丈夫追求她,对她非常好,等成功以后一切都反了过来,她要帮男生准备早餐、洗衣服。“两个人年龄都大了后,男生一直不提结婚的事。女方就追着男生结婚,对方连彩礼都没给。女生是名校硕士毕业,男生只是一个大专生,乍一看女生是强势的,但女生由于小时候经历的问题,一直处于低自尊的状态,加上婆婆怕儿子吃亏,也一直给她施压,她忍受不了了,就来离婚。”此时,朱耀萍要做的就是帮她树立起自己的自尊,告诉她如何去面对自己的需求,她自己又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应对。

  当听到许平平离婚的消息后,周围的朋友都是吃惊的。在大家的印象里,他们两人一直感情很好,外形也搭配,一个高高大大、干净清秀,一个则是甜美可爱。面对朋友们诧异的眼神,许平平先是说了六个字,“就是觉得很累”,随后她讲述了一件又一件事情,以阐述她在婚姻中的疲惫和无力应对。每件事情都很小,却将她的婚姻拖向了最终的崩析结局。

  最早的矛盾发生在做家务上。许平平今年28岁,生活在北京。从2015年开始,她辞职在家,做了一个粉丝量不大不小的微信公号,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家里想角度、想选题、憋稿,与广告客户打交道,一篇稿子的阅读量比以往下降或者粉丝比以前少了几百个,许平平都会觉得压力很大。所幸,收入还算稳定。许平平的老公看不见这些。他只认准一件事,就是许平平每天在家里,不用出去上班,应该负责家里所有的家务,他回到家应该有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等着他。“有时候他看见地上脏了,就会一直在一旁唠叨让我去打扫,却从来没想着自己说这么久已经能动手收拾无数遍。”许平平是那种听不得唠叨的人,有一次被老公讲得烦了,她起身挥着扫帚摔向了椅子,扫帚折了,她老公这才住口。

  如果说这个事情还能勉强接受,那最让许平平忍受不了的是老公的立场问题。平平和老公租房的房东是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有事没事总会拿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求放进他们的家里。许平平觉得心里膈应,有时候她不在家,东西放进来,她就给丢出去。有一次对方又来了,带了一只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破椅子,非要放进去。许平平跟老太太吵了起来。恰巧老公回来了,许平平原本以为多了个帮手,没想到老公居然指责她小题大做,在门口跟人吵架很丢脸,还认为放些东西无所谓。那一瞬间,让平平觉得身边的这个人很陌生,“不是应该一致对外吗?”

  她有些愤怒,但还是找机会冷静地跟老公沟通这个问题,她发现双方的交流是无效的。最后她发现,老公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仿佛她处于一个不舒服的状态,老公才会觉得心里好受一些。许平平和老公是高中同学,许平平一路在国内最好的大学读本科、研究生,老公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毕业后凭着家里的关系进入了省内一家还不错的国企。有一次同学聚会,两个人互生好感选择在一起,许平平的老公为她辞职到了北京。“现在想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许平平告诉我,自从老公辞职以后,只要两个人发生口角,“他都会说是为了我才到北京的。他会将工作的不顺利、各方面的失落都归结到这上面。我知道他心里可能有些落差,毕竟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起码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许平平一切都小心翼翼,就连两个人平常的聊天都要反复琢磨才敢说出来,她不知道说到哪个字就能把老公点燃了。“我太不开心了。与其两个人过得这么不开心,还不如一个人生活好。”离婚前,许平平的父母劝她再思量一下,毕竟离婚对一个女生来讲总是不好的。“如果婚姻需要磨合,那我们俩一定是世上最不匹配的两块石头,磨合的代价太大了。”许平平说服了自己的父母。

  201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浙江离婚大数据:浙江省全省法院离婚纠纷案件近5万起,其中离婚原因排名第一的是生活琐事,占离婚纠纷总数的34.21%。这其实不是中国的先例。上世纪80年代美国离婚潮背景下,心理学家琳恩·吉格(Lynn Gigy)和加利福尼亚州调解中心执行总监琼·凯莉(Joan Kelly)对8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柯尔特马德拉的437对离婚夫妇进行了研究调查。他们发现,80%的离异男女认为,他们婚姻的破裂是因为他们彼此疏远,丧失了亲密感,或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爱与欣赏,只有20%~27%的夫妻说婚外情要负部分责任。

  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戈特曼认为这一调查是美国关于离婚原因最为可靠的一个研究。“大部分记录过婚外情的婚姻治疗师发现,是婚姻中存在的问题把夫妻送入离婚的轨道。也使其中一人或者两人去寻找婚外的亲密关系,这些幽会通常与性无关,而是在寻求友谊、支持、理解、尊重、注意以及关心。”戈特曼的判断和陈述基于他长达40年对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的跟踪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涉及3000个美国家庭、700对新婚夫妇。有人总结过这样一句话,生活琐事最大的特征就是,说出来矫情,吞下去难受,最后的结果就是堆积起来,汇聚成压倒婚姻的稻草。

  出走的勇气

  赵芳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自2006年博士毕业后,她的研究方向一直是婚姻和家庭。对于离婚率的上升和离婚原因的变化,她觉得很正常,“这说明人们对婚姻有了更多元的追求。过去人们结婚的目的是结伴过日子、生孩子,现在人们在情感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需求。所以当婚姻本身不能满足这种多元化需求时,人们,尤其是女性会比以往更有勇气离开婚姻”。

  “过去很多工作以体力为主,女性在这种模式下是弱势的。传统文化对女性是有一定束缚的,所以尽管女性有时觉得婚姻中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情感没有受到尊重,仍然会选择留在婚姻中,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李松蔚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他告诉本刊,对于离婚,不少人的迟疑源于对外界压力的恐惧。“中国的文化里,婚姻可以感情平淡,可以吵架、出轨,可以没有性生活,就是不能离婚,因为离婚对孩子不好,对自己影响不好,也有的人担心父母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李松蔚见过一些当事人,有的父母会告诉对方,即使男方出轨,在外面有一个家,只要承认女方“大房”的地位,每月给生活费,也没什么需要再去争取的。

  2004年一度爆火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描述的就是类似的情形。女主角林小枫是个小学老师,她热爱自己的工作,事业顺利并且有升迁的可能性。不过为了照顾孩子、支持老公的事业,林小枫选择回家做家庭主妇。随着老公职位的上升,作为家庭主妇的林小枫慢慢变得极度不自信,对老公充满了怀疑。她偷看丈夫的短信,半夜起来翻看他的外套,给他的每一位女同事打电话找所谓的“情人”,还大闹丈夫所在医院。她逐渐变成了一个狭隘、多疑、可悲的中年妇女,已然没有了自己,喜怒哀乐全需仰仗对方给予。她不愿意离婚,却不得不接受丈夫最终的决定。这部电视剧让中国家庭第一次开始与离婚这一话题正面相视。

  作家王海鸰是这部剧的编剧,也是同名小说的作者。王海鸰说,在《中国式离婚》中,林小枫的形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虚构。“那时很多女性处在痛苦的婚姻中,但很少有人勇敢地走出来。可能碍于家庭,或是对独自面对生活的恐惧以及外界的声音。”王海鸰印象很深的是自己儿子同学的父母。他的爸妈经常在他面前动手,为了平息父母的战争,这个孩子曾一度拿起刀子扎向自己。王海鸰将这个情节写进了剧本——为了阻止林小枫和老公吵架,儿子当当拿刀割了自己的手。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王海鸰最初的小说成稿出版后,王海鸰收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编辑部的男编辑看了之后高兴地笑了,说:“难得看到这样的作品,为我们男人说话!”另一方则是不少女性读者写信质问她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她们大致表达的意思是,女人何苦难为女人”。

  王海鸰对林小枫这样的婚姻是批判的,但即使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得不进行妥协。王海鸰在上世纪80年代末结婚,但婚后发现自己跟丈夫三观很不统一,尤其是在养孩子这个事情上。当王海鸰发现自己怀孕后,前夫提出不要孩子,王海鸰不同意。等孩子两岁的时候,前夫提出离婚。王海鸰拒绝了,她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因此,这个事实上只存续了一个多月的婚姻,最终维持了5年。“那时候离婚的少,会被歧视。总有些人无聊时会拿父母离异的孩子消遣。我怕别人问他:‘你爸爸为什么不要你?’”王海鸰告诉本刊。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的独立,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李松蔚说,在现代婚姻中,女性比以前更愿意走出不适区。“如果她们还活在非常陈旧的观念里,她们就会觉得不该离婚,就不会来做咨询了。很多人来正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忍下去。说明人们对离婚的担心变少了。”

  2018年,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制作了国内有关离婚纠纷的专题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73.4%的案件原告性别为女性。与之相对应的是上海社科院的一组数据:1986年,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女硕士生的比重不到20%。到2017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中获得硕士学位的女生有6.84万人,占硕士总数的50.3%;获得博士学位的女生1.27万人,占博士总数的48.8%。一位在离婚登记处做劝和工作的人员告诉我,她曾遇到一位女性在离婚登记处斩钉截铁地要跟老公离婚,表示什么东西都不要,孩子也不用男方抚养,“看不上对方的人品”。

  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学者最早考察了女性角色变化对婚姻的影响,他们发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妇女获得较大的离婚自由度;而另一方面,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以及男女角色的趋同,夫妻角色间互补性成分减少,婚姻凝聚力也遭到削弱。而如今,夫妻之间的许多问题,都与这两个性别、角色上的变化现象有关,比如妻子常常抱怨丈夫仍然没有做他那份家务活、不愿意照看孩子等等;在这些变化之下,接受妻子影响的丈夫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不愿意接受妻子影响的丈夫,他们的婚姻则会风波迭起。

  难以抵达的“体面”

  在下定决心离婚后,宋雪并没有选择当面跟丈夫李东讲出这个决定。她怕会引出一番新的争吵。她给他发了微信,内容很简单:我们离婚吧。为了让李东答应,她又补发了一条信息:“离异后,我会将所有财产给你三分之一。”直到李东回了一句:“好的。”她才将憋紧的一口气吐了出来。她再也不想待在这段婚姻里了。

  宋雪今年48岁,是一家外贸公司的负责人。23岁时,她跟丈夫相识于广州。当时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做销售,丈夫是一家纺织厂的会计。两个人投缘,聊得来也能够玩到一起去,很快进入了婚姻。结婚之后,宋雪从公司出来单干,还拉李东过来帮忙,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一家国外电子企业在中国最大的代理商。裂痕在生活越来越好时慢慢出现了。宋雪越成功,李东越觉得自己在婚姻中没有地位,除了在公司处处跟她做对,在家里也开始对她指指点点。

  2013年,公司在运输货品时出了一次事故,造成好几个人伤亡,宋雪几乎将所有身家赔了进去,住房也被抵押。为了还债,她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到了公司里。李东不仅没有安慰和帮助她,还嫌弃她因为暴饮暴食不断肥胖的身材。之所以2019年下定决心离婚,是因为儿子高考结束了,宋雪觉得这时候办理离婚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儿子的伤害。在李东答应后的第二天,两个人就领了离婚证。没想到,刚一离婚,身边的朋友就过来跟她说,李东早在三年前就有外遇,公司很多人都知道。“我当时觉得很庆幸,在一切丑陋揭开之前选择了离开,起码保持了两个人的体面。”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婚,但很少人能够做到和平分手。来找律师许秋莉的当事人多数都已经过几个阶段的循环反复和崩溃,他们会冷静地告诉许秋莉:“许律师,我就是想离婚,现在只剩下财产的问题,能不能利益最大化?”但平静并不能坚持多久,随着官司的推进,这些婚姻中的各种痛苦、无奈最终一一呈现了出来。“有时候不到法庭,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两个人在婚姻中究竟经历了什么。”许秋莉告诉本刊,与其他民事官司不一样,离婚官司并不只是解决一个财产分割或者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你会发现当事人对财产以及孩子抚养权诉求的背后,是对方在情感上想要一个补偿或者着落。而这些问题,是法律和律师解决不了的”。

  许秋莉有一位男方当事人,在打官司期间,曾经给许秋莉很多他母亲跟妻子吵架的录音。许秋莉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听了之后才知道,女方和婆婆有矛盾,每次吵架都找老公来评理,但两个人说法不一样,都站在各自的角度,一个说对方说了什么,一个却不承认。实在没有办法就吵架开录音。有一次吵架是因为洗衣服。儿媳妇有些洁癖,所以洗衣服会在洗衣机里放消毒水,婆婆对消毒水过敏,看见媳妇洗衣服就很生气,认为媳妇是想害死她。她就给还在上班的儿子打电话,顺便把在老家的丈夫也招了过来评理。女方很委屈,跟老公抱怨、吵闹,“你妈来了也不干活,还挑刺”。

  “男方听不下去,也不想听,他一直以来处理的手段都是退让回避,要不就是等事情平息了才回家,如果女方非要跟他犟到底,他无条件支持他的母亲,认为母亲很辛苦,必须要尊重她。”许秋莉告诉本刊,男方属于非常传统的家庭,虽然和妻子在同一个市区,春节放假一定要在男方家里过,后来两人各不相让,就各回各家,有一年赶上女方的预产期,男方也不在身边。即使跟许秋莉沟通,男方还是坚称自己在婚姻中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要找一个能够接受他们的家庭观念的女生。“这些既往的经历,使得女方在离婚官司中一直表现得非常坚决,离婚条件其实对女方非常有利了,但女方就是不肯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上让步。”许秋莉说。

  许秋莉告诉我,与其他民事官司相比,那些诉讼可能开庭一两次就判决了,而离婚可能要开庭四五次或者七八次,乃至拖个三五年。“真正做案件的时候,其实有心理疏导的成分在,离婚律师一半的工作其实都在这个上面。所以很多人找女律师作为离婚律师,也是觉得女士更能体会他们之间的情感问题。”因为处理太多的离婚纠纷,许秋莉也会寻求心理工作者的帮助。“你会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想听听他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每一个动作或者情绪爆发背后是什么。”

  如何体面地结束一段婚姻,这个不仅困扰着离婚律师,也困扰着心理咨询者。即使是著有《良性离婚》,并宣扬通过努力能够达到“好聚好散”的美国心理学家康斯坦丝·阿荣斯,在自己离婚时,也是经历了大吵大闹和分崩离析。不仅如此,阿荣斯在有关《良性离婚》研究中考察的样本并不是涵盖处于离婚期的人士,这些人至少离婚时间达一年以上,且双方至少有一个18岁以下的孩子。这是样本双方能够达成统一的前提,以使他们能够克服彼此已有的裂痕、不信任,并且拥有足够的宽容和智慧。需要提到的是,即使如此,样本里能够符合良性离婚要求的依然非常少。

  赵芳也会接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她告诉我:“很多人的离婚过程里充满了抱怨、愤怒、纠葛,这往往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离婚的人自己没有办法走出离婚的阴影,二是离婚对孩子是不利的。”在做咨询时,赵芳会告诉前来咨询的人,“不论你在哪个年龄阶段结束了这段婚姻,你都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听到赵芳讲这样的话。赵芳的家庭治疗室里,会有很多夫妻来寻求帮助,几乎没有人是因为婚姻问题而来的。他们的出现往往是因为孩子。比如有的人会问赵芳:“我的孩子有网瘾,我的孩子叛逆不上学应该怎么办?”然而,经过分析之后,赵芳发现,孩子其实只是父母婚姻的一个症状表现,问题的根结还在父母。“那个有网瘾的孩子,实际上是因为父母两人关系冷漠,教育孩子的理念又不一致,经常会让孩子两头为难,才会去虚拟世界寻求安慰。”

  成都市私家侦探在李松蔚的咨询室里,一般来做婚姻咨询的人,其实都是尝试了很多挽回方法却无效后,才会来求救。即使来了,他们也不会一开始就谈婚姻里的问题,他们会讲自己的性格,讲孩子,甚至讲到对方有外遇,但基本都不会承认自己的婚姻有问题。“有时候一些矛盾并不涉及实质性问题,只是缺乏一个沟通的方式和一个安全的诉说渠道。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专业力量的介入,带着他们认识问题,并沟通和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早点发现,早点有人介入,可能就不会出现目前的情况。”赵芳告诉我,“以前一对夫妻还可以寻求兄弟姐妹等系统的支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小,这一部分的支持也就没有了。”赵芳目前正在做一些关于婚姻指导和干预的项目,她希望有更多的项目和力量介入到婚姻中去。比如说,结婚之前会有婚前辅导,会帮助两个人正确地认识婚姻,看双方对婚姻的期待以及价值观是否匹配,两个人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有了孩子之后双方角色的变化。

文章来源:未知